但书法毕竟还是书法。黄道周在行草书和小楷方面的精警，使后人不得不叹其卓绝。他作书如戈戟森厉.极强调紧迫的撅笔习惯.结构每不外拓以见挑挞.也不求柔润以图妍媚.在同是帖学风气下的明代书坛可谓独树一帜。其力量感与压迫感似乎反映出乱世颠沛的情态来，既与文、董诸公的舒畅温雅绝然有异.也与徐渭式的粗放豪迈拉开距离。我想，说他的不温雅是由于生世艰难、屡兴义旗的戎马生涯所致，说他的不狂放是因为迭遭兵败、卒死大狱的心情郁抑所导，该不会是牵强比附吧?“险怪”二字，足以喻尽黄道周的书法特征.不过古代书论家却未必皆持险怪之论，相反，有人指他为“飞舞”，有人指他为“遒媚”，如下两则:

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宋荦《漫堂书画跋》) 楷格遒媚,直逼钟、王。《王文治《快雨堂题跋》)

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了这“飞舞”“遒媚”皆是指“楷法”、“楷格”而言，我们才知道这些评语的真正目的:楷书易板滞，故有一“飞舞”之褒；楷书易生硬，故有一“遒媚”之奖。同类的评语，如果放在行草书上就未必是褒奖了。那么，行草书方面的评价又有哪一些呢?我们高兴地看到，古人中也不乏我们的知音。如秦祖永《桐阴论画》，本是论画不论书，但却有一语甚妙:“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说是二王什么什么，无非是老套式，不提也罢，但诸公在上.秦祖永的“离奇超妙”，与我们拈出的“险怪’之评，是否有异曲同工之美?

黄道周不但生与书法有不解之缘，临死亦以书法了却世事，在书法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慷慨悲壮催人泪下的记载:

“及明亡，絷于金陵。正命之前夕，赴盥漱更衣，谓仆曰：曩某索书画，吾既许之，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又索纸作水墨大画二幅，残山剩水，长松怪石，逸趣横生，题识后加印章，始出就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