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道周的书论中，“遒媚”一词出现的次数最多。“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比见秦华玉所镌诸楷法，笔笔遒媚……”“八分以文征君第一，王百谷学《荐稿》，备得大旨，惜其态多施于八分，却清截遒媚，亦不易得。”“今观此帖（即《颜鲁公郭公帖》），遒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亦不近米颠……”遒媚在这里是黄道周书法美的标准，也是他追求的艺术境界。
何谓遒媚？从字面上解，遒者，强劲也。鲍参《上浔阳还都道中》诗云：“鳞鳞夕云起，猎猎晚风遒。”媚者，美好也，遒媚则为刚健美好义。“遒媚”为评书语，始见于世传卫夫人（卫铄）的《与释谋书》，云：“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师可诣晋尚书馆书耳。”唐人多以为传世卫夫人此文是伪作，所以，不愿袭用“遒媚”一语；而用遒劲、遒逸、姿媚、遒润、遒丽、遒美等，一字之改而内涵基本不变。
孙过庭在《书谱》中云：“假合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如其骨力偏多，道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孙过庭于此强调的是骨气、骨力与遒丽的统一，骨气、骨力是书之枝干，遒丽则为书之叶蕊。韩愈有“羲之俗书逞姿媚”的诗句。唐代书家窦蒙《述书赋》对媚字作如是解：“意居形外曰媚”。宋人评书则与唐人有所不同，往往把“姿媚”与“豪劲”（或遒劲）对应而言。如黄山谷述苏东坡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云：“东坡少年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值得指出的是，黄庭坚对“道”“媚”诠释是从笔法上人手，自有其独到处。黄庭坚在《寒山帚谈》中说：“笔法尚圆，过圆则弱而无骨；体裁尚方，过方则刚而无韵。笔圆而用方，谓之遒；体方而用圆，谓之逸。逸近于媚，道近于谏。媚则俗，谏则野。”宋以后不少人沿用此说，并加以发挥。如朱履贞的《书学捷要》云：“书之大要，可一言而尽之。曰：笔方势圆。方者，折法也，点画波撇起止处是也，方书指，字之骨也；圆者，用笔盘旋空中，作势是也，圆出臂腕，书之筋也。故书之精能，谓之遒媚，盖不方则不遒，不圆则不媚也。”
自魏晋至明清，“遒媚”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黄道周心目中的“遒媚”书法境界为何？这是我们探讨的关键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何种书法达到黄道周的遒媚标准。
诚如清代王文治《快雨堂跋》中评黄道周书是“楷法遒媚，直逼钟王”。的确，黄道周对魏晋大书家钟繇、王羲之是极为推崇的。《书品论》云：“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洞精笔势，遒媚逼人’而已。”而唐代“虞，褚以下，逞奇露艳，笔意偏往，屡见蹊径。颜、柳继之，援弋舞锥，千意一意，自此以还，遂复颇撇略不堪观。”首先黄道周是推崇魏晋书风。其次是肯定了唐代诸家是承诸魏余绪而得其“遒媚”：“如初唐人虞、薛、欧、褚所用异笔，大率不出右军之旧”，“今盛行者，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矜丽，以此两帖括诸精妙，即怀素所述笔意具矣。天下共传，以为壮体。今观此帖（指颜鲁公郭公帖）遒媚翩然，高者欲齐逸少，卑亦不近米颠，虽有唐室之风，尚永和之裔矣。”黄道周意识到颜真卿书法虽有魏晋遗韵，但毕竟还为唐代之风。的确唐代的“遒媚”与魏晋的“遒媚”已不相同。艺术审美观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每个时代崛起的各领风骚的书法家，他们的成功都鲜明地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只有创新方有生命力。从审美理想总倾向看，魏晋时人强调的是情理统一，崇尚一种刚柔并济、骨肉相称、骨势与韵味和谐统一的书法美，而初唐虞、欧、褚、薛诸书家则进一步弘扬阳刚之美，强调“骨”、“骨体”、“骨力”，讲求“丈夫之气”。唐人之“骨”已非晋人潇洒清逸之“骨”，它更注重劲健之骨力，雄强之气势，即所谓“锋健”、“雄媚”、“险峻”等多种形态的阳刚之美。这种壮美的书法美学思想在张怀瓘的《书议》、《书断》等书论中得到集中体现。他所提倡的“飞动”、“肃然凛然”、“骇目惊心”的艺术意境的“风神骨气”的主要特点便是凸显雄伟奔放之情味。如果说魏晋的“遒媚”是优美的话，那么，唐人的“遒媚”则为壮美。
唐代以降，书风又变。对此，黄道周大不以为然，极少用“遒媚”评之。惟见论及王百谷八分书才用“清截遒媚”之语。因此，可以认为：黄道周主张书法应由唐窥晋，以求复兴遒媚书风。他的书法活动也是一种自觉的、内省的对遒媚书风的艺术追求。但这张追求是在继承前人经验上的创造，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突破。换言之，黄道周书法上的遒媚与晋唐迥异，而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放不拘、气势雄健的格调，以峭厉郁勃、戈戟森森的书风抒发他历经坎坷、内心世界异常复杂激荡的情怀，具有“推到一世之豪生，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概，蕴含了近代人文色彩。
其次，我们再看看黄道周在书法实践中是如何追求遒媚的。
黄道周的楷书初范钟繇、王羲之，尤其推崇王氏的《宣示》、《季直》、《墓田》诸帖，反复揣摩，得其神韵。其所书《周顺昌神道碑》、《张溥墓志铭》、《孝经册》等，结体独特，打破了四平八稳的结字法，特意在字的搭配上造成险峻峭拔之势，拓宽横向，缩短纵度，质朴古雅。他还在楷法中强调点划长短不一，部首与部身高低大小有异，时合时离，时奇时正。于逐字的持续斜正中，求得整体结构的稳定。他还运古熔今地把金文和隶书的笔法稍加变化，参入小楷书中，行笔稳缓、点线凝重，造成苍茫朴厚的艺术感觉。除小楷外，黄道周书法成就最高的还数行草。清人秦祖永评及黄道周书法说：“行草笔意离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所谓“离奇超妙”，首先表现在结体上融合了不少章草成分，取法高古有逸气。突破字内结构所占空间的常规比例，写成上宽下窄，上松下紧，善于以最后一笔来调整字的重心。用笔刚劲，方圆并运，每个字俯仰立卧，欹正敛张各有姿态。其次在章法上讲究疏密相济，参差欹侧，神采飞动。字与字的接笔处，截然中断，少波拂与牵丝，字距密丽，行气贯通；行距疏朗，车马可驰。茂密之中达到平和超妙。
明代270年间，书家辈出，人才蔚兴。但当时碑学未起，书风仍承袭有元一代，讲求妍媚柔婉，追求外在形态的感官愉悦，可谓趋于俗而伤于雅，妍媚有余而古朴不足。晚明名气最大者莫如董其昌，董推崇“闲远清润”的“淡意”书品和“率意”书风，神秘莫测。其实，也只是顾盼自喜之乐而对书法的创新则无奋发为雄之慨。惟明末黄道周倡“遒媚”、重创新，与倪元璐等在传统的基础上对二王书法体系进行了一次大变革，无论是用笔结体、章法布局各个方面都另辟蹊径，一扫董氏以来书坛的柔媚之风，创造出有别于前人新的书法美学原则。当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书中，于帖学部分分列黄道周、倪元璐、沈曾植定为“于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线”者，可谓精当。
因此，可以说黄道周的遒媚观，体现在其书作上是古拙朴茂，放逸倜傥的雄秀。黄道周于明末倡导遒媚、排斥时尚，在书法史上留下开拓性和发展性的业绩，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一点后人自有公论。晚清书家何绍基曾对黄道周的书法艺术作如此评价“忠端书法，根据晋人，兼涉北朝，刚劲之中，自成精熟，迥非文、董辈所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