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徐悲鸿册首题签

一

诗册扉页为悲鸿先生1953年2月题签，签题作两行：“黄石斋砀山/遇寇诗”（图1），魏碑楷书，点画圆劲平和，筋骨内含，可谓具足恭敬，落款“悲鸿”，名款左边是一行小字“一九五三年二月以画马一幅易得”。如果我们了解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就知道这套诗册的入藏是颇为不易的。

据《徐悲鸿年谱长编》，1951年7月悲鸿先生中风，幸抢救及时，此后卧病休息，直到1952年10月左右，身体才逐渐有所恢复，可以参加会议、谈话等，但画画较为困难。此前答应前线志愿军战士的《八骏图》大画，也一直没法完成。1953年初，又勉力执笔开画，但是“体力不支，不能如愿”，整幅尝试失败，不得已，只能分开画出单幅的奔马，凑成八幅（先行陆续寄出了六幅，据他信中讲，都是从二三十幅里面，严格挑选出来的满意之作）。此期间，如3月4日（农历正月十九）因患神经痛，还卧床休息，可见身体状态相当不稳定。

也是在此期间，款识“二月”之际，见到了这本黄道周的诗册，对于素为敬仰的前贤作品，作为粉丝的徐悲鸿，以大病初愈之身，不惧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中风的危险，因着给志愿军创作八骏图的动力和契机，以“画马一幅易得”该诗册，用坚韧不懈的工作精神和独步天下的“奔马”换来了自己珍视的藏品。

从册尾的跋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徐悲鸿对一代完人、儒学大师、忠节诗人黄道周的崇敬之情与深刻理解，同时也提到他对诗册内容版本的判断，以及收藏倪黄诸家作品的原因。在册尾四开衬页的空间里，他提笔感云：

石斋先生生平昔已推为圣贤，以其余艺诗书画论，实是一代奇才。年五十六被人推举，卒至与推荐者同受杖刑八十而遭谪贬，故思营讲堂终老，想见其态度消极，时崇祯在位已十余载，天下良无可为，人生可悲，孰逾于此！癸未在甲申明亡前一岁，此诗殆为定稿矣。

先生勤于学问，故著述繁富，余藏先生法书二、山水一幅，皆老练允当，不同寻常。文人作品，吾爱倪文正及先生书，以为过于祝允明，不特以人品重也。一九五三年悲鸿题。

图2 徐悲鸿册尾题识志感

这里徐悲鸿很明确地提到，黄道周“勤于学问，著述繁富”，并且书画作品皆“老练允当，不同寻常”，加上强烈的民族立场与气节支撑，因此黄道周倪元璐诸家作品，比颇有盛誉的大书家祝允明还要高明。可以认为，这也是他借此表达家国情怀与价值立场，并且因崇敬而收藏的一种宣言与告白。

志感跋语中提到的山水一幅，即徐悲鸿艺术馆所藏的《疏林水屋图》，悲鸿为此画轴题有诗跋二首：“强支一木守孤忠，早识将倾大厦空。尚寄闲情谪贬际，先生任道自从容。”“余事犹堪百世师，疏林水屋笔清奇。仇文唐沈多佳幅，曷若斯帧大节遗。”入藏时间是辛卯早春（1951），结合他自己在抗战中的坚定立场和卓绝表现，其民族大节之感其实是跨越时空而相通的，“先生任道自从容”一句，个中多少也有一些切身的况味与抒发。诗跋后的款识说“辛卯早春在北京厂肆收得，欢喜赞叹题之。后学徐悲鸿”，可见其对黄道周作品的崇敬赞赏之情。

二

存世黄道周书法作品，除抄录《孝经》等经典外，大多是道周本人的文字辞章。据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初步统计，有线索可查的共231件，其中只有两件跟砀山（豫皖北部交界处）遇寇（一名遇警）事件相关。一件是楷书立轴七律一首（其五），一件是清代行世的行草扇面，录七律两首（其四、其九），两件文字均出自《砀山遇寇诗十首》。十首组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六月十八日至七月间，黄道周被朝廷派出的缇骑（锦衣卫）从南昌逮至北京，中间经历砀山之险后的路上。据《黄漳浦集》卷四十六，原题作《砀山道中遇警身先缇骑得过寿张十首》。

新见的这本诗册未见鉴藏著录，为目前所知的第三件涉及砀山遇寇事件的书法作品。

砀山遇寇虽事出偶然，却有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当时天下扰攘、内忧外患、盗贼纷出的现实，崇祯帝的多疑，黄道周的忠直以及之前平台抗辩留下的气节影响力均有关系。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原江西巡抚谢学龙晋升后荐举部属，首位即推黄道周，结果阁臣魏照乘从中作梗，上书挑拨，使崇祯帝怀疑道周与学龙朋串结党，遂降旨逮捕。

其后锦衣卫到南昌逮捕谢学龙，并等候黄道周自老家奔赴南昌就逮。道周辞家上路，沿途节点多有亲友、门生、同僚护送，诸生多时竟达数百，可见其事件的关注度及其道德感召力。亲友同僚还捐助千余金，意欲帮忙打点锦衣卫及狱卒以求善待，被道周夫妇以大义辞之。蔡玉卿说：“无所用此，徒为累耳。且主上圣明，薛、蔡、杨、陈寻当自败，夫子必能生还也，勿从此烦父老忧。”黄道周本人也说：“行金乞假，是欺朝廷。愿如故事，瘁肌骨弗恤。”缇骑亦感谢不取，益厚遇道周。当时情形，亲友士绅慰问赠捐，道周夫妇皆不受纳，“观者皆哭”，足见当时大家的关心与担心。这笔捐金又转赠谢学龙，谢家也不收，时人计六奇《明季北略·黄道周廷杖》有按语记载，并感叹说：“（捐赠与不受）此一役，可谓江右之高义，亦可谓千古之高义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素未谋面的年轻后学彭达生，接受父命赶来相助，竭尽家财与全力，一路服侍左右，“毁家以慰缇骑，免大贤窘辱，周旋护从，出淮扬，痛哭以别，金吾官卒（锦衣卫）莫不感悚叹息。当此时，达生之名震动南服”。

总体来说，在与谢学龙同押抵京、受杖八十之前，这一路上感人的事迹已经纷纷扬扬了。事后回想此番经历，黄道周必然也有良深的感慨与欣慰。而砀山道中遇寇，则是就逮抵京之路上，一个有惊无险的插曲。

这个插曲见证了黄道周的忠直。

限于文献所载，我们难以恢复遇寇的全部细节，但有几点可以肯定：一、黄道周接到逮捕的诏命，便很快“辞墓就道”，星夜赶往南昌束手“就逮”。二、谢绝亲友捐助打点，坦然面对锦衣卫的窘辱可能性，反而赢得了押解者的敬重。三、押解队伍过砀山时，道周策马先行，随后的缇骑则遭遇了匪寇（悍子），应该有一场较量或者打斗，道周在随后的诗作及多次的抄录中，对自己提前通过的原因，再三有所申明，如“砀山道中遇诸悍子，身为探马，以先缇骑”（楷书立轴），“身先缇骑，一作身为表马，以先取道”（《黄漳浦集》），在本诗册款识中则说：“砀山道中寇至，身为探马，与缇骑引路。”或许意在表明，遇寇之时，自己因为引路在前，先行通过了悍寇的伏击路段，而非临阵畏惧逃逸或其他原因。

图3 诗册正文选四

目前所知三件抄录有关砀山遇寇诗篇的作品，立轴与扇面无具体时间，本诗册则款识为“癸未正月廿五日”（图3），时为遇寇事件三年之后了，其间经历廷杖八十、一年半牢狱审查、大涤讲学、戍谪远地、遇赦回乡等重大事件，直到在北山老家守墓期间书此作品。查《黄漳浦集》，诗册内容为组诗十首之前五首，可能限于篇幅，后五首未及一并抄录。

从书写角度看，诗册整体上相对理性、节制一些。人生经历系列失望挫折，儒家经时济世的理想抱负渐次回落，盛年波澜老来平，加上案头坐书，小行草连绵跳荡之际，笔触间也收敛了立轴类作品的激越跌宕、大开大合之气，恰如沧桑老者娓娓道来，情绪上较为平和从容。徐徐打开逐页观赏，到第九开，笔意贯通畅达，渐入无人之境，至十二开似到书写情绪的巅峰，“虎”字大出数倍，兀兀如孤峰独立。想必书写至此，已有心中波澜悄然掀起，情动不能自已。其后一行半，如水银泻地，饱满情绪倏然而止。题款数行逸笔草草，呼应了此前的畅达之意，全部过程依然可见黄氏风格的文气馥郁、才情奔涌。

道周学书，上追汉魏古法，楷书学钟繇，章草学索靖诸家，行草于“二王”“颜苏”各取其妙的取法路径，在当时应是极为高明的。晚明时代风云际会，其同挚友倪元璐、王铎等高手之间长期的切磋交流，彼此影响，纵横捭阖，云卷云舒，又在忠义死谏的直烈个性映衬下，显得更加高气盖世、豪翰动人。何绍基《跋道周〈洗心诗〉册》认为，其书艺成就远远超过文徵明、董其昌一路斤斤临古的书家，其评论云：“有明书势，石斋以学，鸿宝以才，出古人绵蕞之外，非文、董、邢、唐诸家斤斤抚古者可比。……唯忠端（道周）书法，根据晋人，兼涉北朝，刚劲之中，自成精熟，迥非文、董辈所敢望。近年瑰迹迭见，益宝重如凤芝麟术。”

三

本文还要介绍诗册中的一大精彩亮点，即启功先生的四开小字跋语，顺便做一点讨论。

作为著名的金石书画鉴定大家，启功先生的题跋自然非常重要，而其行书小字，点画一丝不苟，结字平和爽朗，笔墨极为耐品。当时启先生42岁，已逾不惑，在逐渐消化了赵孟頫书风之优美妥帖处后，复以张猛龙诸碑为骨，笔力清劲峻拔、风骨内蕴，轻重、枯湿、收放之间已然流露出自家风致。跋语用笔娴熟，精致洒落之外，气息更是从容儒雅、温润可人，既有浓厚的书卷气，结字亦古意深淳，令人不忍释卷。

图4 启功考跋一

启功先生第一跋（图4）：

右黄石斋先生手书砀山道中遇寇诗一册，款署癸未正月述旧，盖录旧作也。考《明史》本传及庄起俦编《漳浦黄先生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五十有六，在北山守墓，江西巡抚解学龙以荐剡闻，未几而逮命下，先生闻报，即于五月廿三日辞墓就道。时缇骑尚在南昌，先生中夜匍匐出门，至水口挥手，作诗以谢同人，至砀山道中遇警，身先缇骑得过，七月末至京，八月旨下，先生与解公各杖八十，发西库司问拟。翌年辛巳岁末，谪戍辰阳，壬午八月赦复故官，还京，旋乞假归里。癸未三月拿舟至蓬莱峡，将营讲堂其间，未几，复还北山守墓。今按：是册癸未正月所书，实乞假归里，未至北山时之笔。砀山遇寇则庚辰夏间事，其诗殆即途中所成。诗本十首，载在《黄漳浦集》卷四十六，题曰：砀山道中遇警，身先缇骑，得过寿张十首。原注云：身先缇骑，一作身为表马，以先取道。诗中字句亦略有异同，盖再书三书，随手辄有更订耳。悲鸿先生得之，属为考订，因书所见如右，册中蠹损之字较多，披读为难，爰据集本重录五首于后，庶几阙文可补，异同亦因之而见也。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启功。

此跋推考史实，摘录文献，溯流索源，将诗册所及的背景知识详为介绍，并解释了诗句版本异同的原因。“悲鸿先生得之，属为考订”，则介绍了题跋的缘起。

图5 启功考跋二

启功先生第二跋（图5），为了便于见异同、补阙文，特录清人陈寿祺编《黄漳浦集》中所载砀山遇寇诗前五首（括号中字，为笔者据本诗册手迹所录异文，与重刊本不同共十五字）：

蓦地波尘已纵横，看谁鞭影得先鸣。鹤因著箭无仪羽，虎为忘檄(机)共卫生。高士山中题石笋（竺），老翁（健儿）谷口饭黄精。可（自）怜星（罥）网豫且后，又与虫鱼借路行。

鹘阵闻鸱失落梅，果然弓马未雄才。车中胶目思枹鼔。泽底图形负钓台。世径只容甘草过，面光莫向苦桃开。夜行破石寻常事，不（步）是排驼猿臂来。

屠儿声泪莫惊魂，熟视尚余剑气存。病马能疏空泽道，伤麟尤感采薪恩。可容羌虏频闻姓，畏使书生数举幡。何处山中消血迹，犯松鹿豕不经门。

似尔人宜丘壑间。何当缒绝又扶（折）攀。牛軥已失东西路，鸟翮未（仍）翔（翻）大小山。不信精诚通水火，偏从楯鑚(锧)示安闲。射声诸骑休摇手，七（又）获丈夫未（旧）闭关。

七尺难停箭上弦，马头安得稳周旋。衔芦队里甘臣仆，破冢帆中识长年。闭户谁知龙正斗，幽人定与虎同眠。悬崖在处堪垂踵（手），不独荒台北斗边。

《漳浦集》原刊不易见，此从重刊本录，有无排误之字不可知。启功再书。

钤印：“启功”（白文）、“元白居士”（朱文）。

悲鸿先生2月入藏此册后，题署志感，多有慨叹，随即托付启功先生观赏题跋，足见其信任之殷。而启先生暇时考索推证，拟成四开工整跋文，来龙去脉考证得清清楚楚，诗册内容的传世版本也录出同参（“阙文可补，异同亦见”），3月底即交卷，不负重托，堪称佳话。

限于当时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有限，启先生跋语里也有一二待商榷或细化之处，尤其是受书人问题尚未谈到，结合笔者的发现及当下已出现的专门成果，兹并补充如下。

一、此“诗册”并非原初形式，当为藏家从手卷改装而来。即是说，黄道周当时所抄录这五首诗文，应是写成了一件绢本的手卷。此从上下边缘的蠹损残破痕迹可证，而首页颜色更深，且微有火痕，当是缘于靠近包首，或经藏家自火中救出亦未可知。由卷成册，保护会更好，显见后来藏家严谨与珍惜的态度。（如今既已改装成册，称为“诗册”亦妥。）

二、关于此卷书写地点的问题。启先生跋语认为，当时黄道周乞假辞职（壬午十月），癸未正月尚未还家至北山。但据侯真平整理的资料，笔者认为，黄道周壬午腊月已然归里，此卷当是次年癸未正月在北山庐墓时所书。以下文献或可罗列为证：

1．《与张湛虚中丞书》：“壬午二月别兄于双荷庵……侵腊抵家……”

2．癸未正月，《与夏彝仲明府书》曾有追忆：“献闰过钱塘……抵家五十日……”可见腊月已经抵家归里在北山了，侯真平综合多处信息，认为壬午“闰十一月抵家的可能性极大”。简单推算，归家守墓，自腊月初至正月廿五日写信时，已有五十天左右。

3．癸未三月二日，作《与沈令书》，有身体状况介绍：“……仆病创已极，又在墓下，水湿，下体酸痛，倚筇不能出户……”可见正月到三月初，为风湿所苦，行走不便，倚杖也不能出门，基本都在漳浦北山墓庐。而其间身体病创酸痛，也容易影响到书写状态。

4．本件诗卷绢本，款署“正月廿五日述旧”，与书信《与夏彝仲明府书》为同一天所作，比《与沈令书》早一月余。

由上数条记载，可见腊月、正月直至三月初，黄道周都在北山庐墓，此期间有严重的风湿病痛，行走不便，主要通过书信与外界保持联系。此卷书写极可能是附信随寄的作品，或者就是书信的后半部分，以录旧作“述旧”收尾、顿首。

三、关于受书人的身份可能。限于当时的资料，启先生没有提及该卷的受书人问题。今天结合已有的资料整理新成果，可以作个大致和合理的推断。

本卷款识说“癸未正月廿五日述旧”，并且落款“黄道周顿首”，显然是一件与信札相关的手迹。而遇寇组诗中的经历及其人生感叹，比如“自怜罥网豫且后，又与虫鱼借路行……车中胶目思枹鼔，泽底图形负钓台。世径只容甘草过，面光莫向苦桃开。……病马能疏空泽道，伤麟尤感采薪恩。……牛軥已失东西路，鸟翮仍翻大小山。……闭户谁知龙正斗，幽人定与虎同眠。悬崖在处堪垂手，不独荒台北斗边”等语，个中苍凉与自怜自嘲，可能正好适合传递给受书者。考虑到诗稿中“老翁”改写成“健儿”，似有自嘲或调侃意味，以及第七页两处直接字上改字，而没有重新誊抄，笔者推测，此卷非写给师长前辈，给平辈或者门人抄录旧作的可能性较大。

而细读道周在正月廿五日给门人夏允彝（夏完淳之父）的书信，似有几点值得琢磨：

一、这封信说“抵家五十日”，又风湿腿痛无法出门，说明这期间正好在家，主要靠书信保持对外联系（这期间有记录可查的书信有好几封）。信中说：“今举足跫然，如半駏驴，无论天步，艰巨非枯藤所负。即欲觅蓝舆，刺笋篙，与二三兄弟出入菰芦，上下洲渚，访坐栾栾，握手道故，何可得乎？”对于无法出门与朋辈、门生同游之伤叹，可见一斑。

二、给夏允彝的信本该去年闰月写就的，主要表达对夏允彝之父（老迩台）的感恩，“秋毫皆迩台赐也”，“内外子侄之荷，裁成白骨起肉”，足见夏家对黄家的照顾恩谊之深。但因为一路归家匆忙，拖延了好几个月，所以说“耽搁移时，星霜复改，迂慢之罪，覆被难容”！于是书信之外，又专程附上“漳素二端”，作为祭奠老迩台的穗帷，加上“匕箸十行，以佐粥饭”，说明除“空函奉慰”外，还有物质方面的慰问，由此可见这封书信涵盖了相当的情感分量。以报恩计，道周完全可能以抄录旧作的形式，顺便书成长卷，聊传心意。

三、信末说“临楮怅然，不悉所怀”，情绪惆怅，书信内容难以完全表达，可以想象，于卷后录“遇寇诗”旧作一组以“述旧”，则“所怀”稍有纾解处，又有一种同志共勉与心境分享的味道，加上卷末“黄道周顿首”等语，若真是书信，前后就有了呼应和完整感，因此该诗卷也很可能即是写给夏允彝书信之附属部分。

四、夏允彝因为主考官黄道周的录取，成为进士，曾做过五年县令，极有政声，甲申明亡后，积极在南方一带组织联络反清武装，失败过一次，后来即决定放弃武装反抗，并自杀殉国。他以非常悲壮的方式，在家族亲人肃礼的仪式中，走进池塘，俯身呛水而死，死时背部衣衫尚未打湿。其子夏完淳年方15岁，目睹此悲怆的一幕，肝胆欲裂，更加坚定了继承其父反清的遗志，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度过了后来可歌可泣的两年时光。在政治立场与精神境界上，黄道周与夏家父子的表现也都是完全一致的。

五、如果有更多史料可证这件诗册（手卷）源于黄道周写给夏允彝的书信部分，其历史文献价值将是很大的，因为它见证了晚明志士们惊天动地的生命轨迹与抗争历程，承载着天地之间回旋的正气长歌。

四

今天可见本诗册中的钤印，时间最早是“黄道周印”白文、“甑父”朱文，因为保存已久，颜色已较为浅淡。其下有1953年徐悲鸿鉴藏印“八十七神仙同居”朱文。大概因为始终是私人收藏，亮相极少，故没有早于悲鸿先生的递藏印章。其后启功先生跋语、录诗，章士钊先生诗跋，均有钤印。

章诗三首本是作跋之意，大概因为空间原因，写在了悲鸿先生特意为他留出的册首空页之上。其一，“岳色河声到处留，裁成节目照人眸。逆鳞冲硬原无据，孤鹤长松惯唳秋。”有小字自注：“林宰平藏有石斋画松卷子，自题云：不是逆鳞冲硬手，留将节目与人看。”其二，“郑鄤难将覆载容，石斋交契抵霜钟。朱明大狱颟顸甚，三案区区只一痈。”其三，“海内共知徐孺子，南州高士并人师。推排世味酸咸外，賸爱漳州苦柏诗。”诗后并跋云：“悲鸿得此册后，殊惬心愿，即遣伻属予题字。吾诗久就，因循未书诸册，而悲鸿化去，负友生前诺责，良媿良媿！癸巳冬，孤桐章士钊。”（图6）

图6 章士钊诗跋

章跋三诗，第一、二首赞黄道周品节高迈难能可贵，第三首赞徐悲鸿成就及其诗心所向，跋语中颇有耐人寻味处，细解读之，或能为今天提供此件藏品的更多信息。

一、“悲鸿得此册后，殊惬心愿，即遣伻嘱予题字。”笔者据此认为，悲鸿对于黄道周的敬仰，也体现在对其书画作品的倾心态度上，章士钊对此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描述他“殊惬心愿”，毕竟黄道周传世作品不多，遇见不易。因此，悲鸿得藏此册后，心愿既遂，非常惬意，在启跋之后，即马上派人送至章府索题，可以想见当时是何等急切心情！

二、章先生诗跋中表达了对悲鸿的怀念与愧疚心情：诗早就遵嘱写好了，但是琐事拖延，因循时久，没有及时写到诗册上去，到冬天时才题上，而好友已经仙去，未能见到所题之诗。答应之事，无法践诺于友人生前，因此他才深深感叹“良愧良愧”，个中意味，一言难尽。

由于诗册在章先生处放置了半年以上，悲鸿先生大概也不好催促，也就没法再请其他名家题跋，因此诗册目前唯有启功、章士钊两位先生的考证或诗题文字。但是今天看来，已经可以说汇聚了难得的四绝，即黄道周诗与书法，徐悲鸿题签志感，启功考证校录，章士钊诗跋。册中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时空影响力。

回到诗册（卷）作者，黄道周一生行事，当时已经影响甚巨，有“一代完人”之称，即使改换朝代，其评价也丝毫不受影响，正如后来乾隆皇帝的上谕所评：“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有清一代，黄道周作为前朝殉节者的代表，谥号可证其所受尊崇的道德高度：“黄道周硕学清操，孤忠亮节，克全儒行，无愧贞臣，今谥忠端。”正所谓“德成乎上，艺成乎下”，这样的道德影响力及其书画中体现出的“老练允当”，应该也是徐悲鸿得此册后“殊惬心愿”的原因所在。

联想到黄道周与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对待生命的凛然与从容态度，悲鸿画跋中所说的“先生任道自从容”，真是极为精彩的概括。追昔抚今，这本诗册既是打开尘封历史的一个入口，也可以说是几个历史片段感人的交响与集成。

【资料出处：《中国书画》2020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