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可怜，至可待：观察一种当代中国摄影的出版生态
2015-5-16 潮望艺术网
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创作，从2009年以来表现出一种十分活跃的状况。这一点在我们刚刚策划的“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展览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是在思想方法和手段的多元上，还是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程度、水准和品质上，都表现出让人吃惊的能量和内部变革的动力。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在我看来，与中国当代摄影的生态在最近着5年中发生的活跃变化有关。那么，关于当下的摄影理论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理论与创作实践，或若即若离，密不可分;或彼此各自为战，毫无交集。但从作为构成摄影生态的要素来讲，这二者同等重要。因此，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谈谈最近几年的中国当代摄影的生态问题。但一谈到生态，涉及的范围就非常广泛，诸如：出版、展览、教育、收藏、评奖等等，不一而足，一篇小小的论文根本无法涵盖。为此，我将本文的范围缩小，围绕构成生态的重要方面——出版，尤其是该领域的西方摄影理论著作翻译出版来谈谈我的一点认识和看法。
为什我要特别去谈翻译出版呢?首先，大家都知道，摄影是一种“舶来品”。那么，作为艺术的摄影，与其他源自西方的艺术一样，其众多审美标准和认识都是由西方人的实践来逐步确定、生发和不断完善的。因此，如果想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西方人对摄影的理解与认识，除了需要看大量照片原作(展览)之外，另一个就是要看他们相应在各个时期的摄影理论(出版);尤其是“经典理论”(包括重要的理论文章和摄影史著作出版)。这就好比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就一定要去看历朝历代的各种画论一样。这本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摄影“经典理论”的引进、翻译和推介工作相当滞后。就这一点而言，与电影、美术、文学等领域的西方理论著作引进、翻译、推介相比，可谓惨不忍睹。对摄影理论的忽视，与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摄影理解存在重大缺陷和漏洞有关。而这个缺陷和漏洞，主要体现在摄影“唯工具论”(宣传、报道、口号式的摄影)的主导下，我们关起门来探索摄影如何作为艺术时，无法建立起“正确的”摄影认识;更无法建立“正确的”对摄影理论认识。此外，在中国摄影领域一直没有一个可以看起来比较像样的“理论界”可言。而摄影理论的教学在大学，尤其是八大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专业内也毫无踪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晚晴到民国我们对西方摄影“重要理论”的翻译出版是零;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间也是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起色。下面我就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引进的重要西方摄影理论著作出版做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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